《金匮要略》

《金匮要略》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，撰于3世纪初，作者原撰《伤寒杂病论》十六卷中的“杂病”部分。经晋王叔和整理后，其古传本之一名《金匮玉函要略方》，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，重卷则论杂病，下卷记在药方。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艺等人根据当时所存的蠹简文字重予编校,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,仍厘订为3卷，改名《金匮要略方论》.全书共25篇,方剂262首，列举病症六十余种。所

  

《金匮要略》

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，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。《金匮要略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，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。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，称之为方书之祖，医方之经、治疗杂病的典范。书名“金匮”，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，“要略”，言其简明扼要《金匮要略》共收集方剂262首，方剂的特点和《伤寒论》方一样，所收载的大部分方剂，确有较高的疗效，如大柴胡汤、泻心汤、大建中汤、黄芪建中汤、防己黄芪汤、防己茯苓汤、鳖甲煎丸、当归生姜羊肉汤、半夏厚朴汤、厚朴七物汤、茵陈蒿汤、茵陈五苓散、甘麦大枣、酸枣仁汤、肾气丸、麦门冬汤、葶苈大枣泻肺汤、黄土汤、枳术汤、括萎薤白白酒汤、桂枝茯苓丸、温经汤、胶艾汤、大黄牡丹汤、薏苡附子败酱散、白头翁汤、苓桂术甘汤、十枣汤等方，均广泛地应用于临床。由于所载方剂具有药味精炼、配伍严密、主治明确的特点，被后世誉为"众方之祖"，或称之为"经方"，后世方剂学发展

  

张仲景

的重要依据。

　　《金匮要略》除汤、丸、散剂内服和针灸治疗外，还载述了温熨、坐约、烙法、洗浴法、药摩、鼻内用药、吹耳、灌耳、浸足等外治法，为临床治疗学和保健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本书记载的若干急救卒死治法，特别是对自缢，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如何用人工呼吸配合药疗、食疗、按摩、吹耳外治等综合治疗措施进行抢救，操作规程符合科学性。

　　《金匮要略》自北宋刊行后，历代均有刻本传世。其中常见的有明代赵开美刻本。历代注释和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的著作亦颇多，但远远不如《伤寒论》。

　　张仲景名机，被人称为医圣。南阳郡涅阳（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，另说河南南阳市）人。生于东汉桓帝元嘉、永兴年间，（约公元150～154年），死于建安末年（约公元215～219年）活了七十岁左右。相传曾举孝廉，做过长沙太守，所以有张长沙之称。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，“博通群书，潜乐道术。”当他十岁时，就已读了许多书，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。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，曾经对他说：“君用思精而韵不高，后将为良医”（《何颙别传》）。后来，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，被人称为“医中之圣，方中之祖。”这固然和他“用思精”有关，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，善于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的结果。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。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，医名大振，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。

　　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，连年混战，“民弃农业”，都市田庄多成荒野，人民颠沛流离，饥寒困顿。各地连续爆发瘟疫，尤其是洛阳、南阳，会稽（绍兴）疫情严重。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；”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。对这种悲痛的惨景，张仲景目击心伤。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起，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，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。“感往

  

《金匮要略》

昔之论丧，伤横夭之莫救”（《伤寒论》自序）。于是，他发愤研究医学，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。“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”（《伤寒论》自序）。当时，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，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。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，就去拜他做老师。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，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，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，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。何颙在《襄阳府志》一书中曾赞叹说：“仲景之术，精于伯祖”。

　　张仲景刻苦学习《内经》，广泛收集医方，写出了传世巨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，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，是中医的灵魂所在。在方剂学方面，《伤寒杂病论》也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创造了很多剂型，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，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。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、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，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，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，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。

　　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生长全，以养其身”，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，后人　　张仲景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，今世但传《伤寒论》十卷，杂病未见其书，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。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，于蠢简中得仲景《金匮玉函要略方》三卷：上则辩伤寒，中则论杂病，下则载其方，并疗妇人。乃录而传之士流，才数家耳。它以对方证对者，施之于人，其效若神。然而或有证而无方，或有方而无证，救急治病其有未备。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，臣奇先核定《伤寒论》，次校定《金匮玉函经》，今又校成此书，仍以逐方次于征候之下，使仓卒之际，便于检用也。又采散在诸家之方，附于逐篇之末，以广其法。以其伤寒文多节略，故断自杂病以下，终于饮食禁忌，凡二十五篇，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，勒成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依旧名曰《金匮方论》。臣奇尝读《魏志•华伦传》云：“出书一卷曰：此书可以活人”。 每观华佗凡所疗病，多尚奇怪，不合圣人之经，臣奇谓活人者，必仲景之书也。大哉炎农圣法，属我盛旦，恭惟主上，丕承大统，抚育元元。颁行方书，拯济疾苦，使和气盈溢，而万物莫不尽和矣。

　　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、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、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。

  

《金匮要略》

而来。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，通称为“坐堂医生”，用来纪念张仲景。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，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，不断探索。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，进行认真研究。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，拜师取经。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“王神仙”的名医，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。他立即带着行李，长途跋涉几百里，去拜“王神仙”为师。对“王神仙”在药性、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，获益很大。

　　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，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。俗话说，“大兵之后，必有灾年”。东汉末年，战乱频繁，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。建安年间，瘟疫大流行，前后达5次之多，使很多人丧生，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，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。如张仲景的家族，原来有200多人，自汉献帝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以来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，就死了三分之二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。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，不给病人认真诊脉，

　　“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”，和病人相对片刻，便开方抓药，只知道赚昧心钱。更多的人，虽师承名医，却不思进取，因循守旧，不精心研究医方、医术，以解救百姓的病痛，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。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，痛加斥责，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，根治伤寒病。从此他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刻苦研读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等古代医书，继承《内经》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，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，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，并于建安十年（公元205年）开始着手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
　　这时候，东汉王朝四分五裂，张仲景官不能做，家也难回。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，专心研究医学，撰写医书。到建安十五年，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共十六卷。经后人整理成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两本书。《伤寒杂病论》系统地概括了“辨证施治”的理论，为中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后来该书被奉为“方书之祖”，张仲景也被誉为“经方大师”。

　　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，直到与世长辞。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，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，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。

　　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、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，为历代研究、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，成为他们发展、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、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。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。例如日本，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《伤寒论》之珍本，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在的影响，而且日本学者研究、注释《伤寒论》的著作，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。再如《金匮要略》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，日刻本也不少，日本医学家之研究《金匮要略》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，有10余种之多。关于将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并作重编、方论者，日本名家之专著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，由此可见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。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，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，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，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方之应用，并取得很好效果，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，也为日本医界所依赖。 《金匮要略》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杂病学专著，它奠定了杂病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规范，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，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，所以它属于祖国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之一，被历代推崇为方书之祖和治疗杂病的典范，林亿谓其“施之于人，其效若神。”之意，表明本书内容精要，价值珍贵，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。